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日前在兴业证券“2023年资本市场投资策略会上”演讲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一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形成6方面发展模式，或者说6方面发展体系，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双循环”格局。

以下为其演讲摘编：

第一方面：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体系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包含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

第二个层次：要素市场体系，包含要素的配置、定价、流转等各方面使用价值。

我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趋于完善。

在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90%多的商品是由政府来定价、政府来配置。比如，两分钱一个火柴盒。当时，我在上海经委当规划处处长，我印象每星期经委主任办公会就是讨论各种商品定价，两分钱的火柴盒要调成三分钱。当时要经委主任办公会通过，然后再报到市政府常务会通过，市委常委会通过，还要经过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也就是说，每一个定价的变动都具有立法效应。如果商品都要这样来确定调价，经济会多僵化。

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从日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再到各种工业品、工业装备，97%以上商品都是由市场来定价、市场来配置，市场供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消费流转过程。所以，市场是决定商品流转配置定价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只是做好服务。

然而，可能有2%-3%的商品，比如像粮食药品，这些商品也基本由市场定价，但政府会进行干预或者配置。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政府行为主导意见在起作用。总体来说，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要补课的，就是要素市场配置问题。

要素市场跟商品市场不同，商品市场千万种，全世界、全国能被称为要素的商品，实际上也就十七八种。比如，粮食是要素门类之一，大麦、小麦、玉米、稻子等各种粮食产品作为要素在进行交易；能源也是一种要素，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作为要素资源配置；原材料也是一种要素；土地也是一种要素；资金也是一种要素；技术也是一种要素；数字化时代，各种各样的数字数据也构成一种要素。

任何商品的买卖，我付了钱，东西归我，我把它用了，可能就是一次交易，或者两次交易。但是在要素市场，各种要素的买和卖，每方面都可能把它延伸成为交易的交易的交易。全世界的要素市场的交易，每一种交易，很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亿元，最终十七八种要素构成了全世界的要素市场远期贸易、期货贸易，各种交易量是天文数。

要素在交易当中发现价格，也在交易当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素市场对社会、人类、各国产生五方面功能。

第一，可以使要素市场的秩序规范。

第二，要素的定价比较符合规律。

第三，由于要素的巨额交易，会产生几万亿、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资金的集中和分流。

第四，要素市场会形成各方面人才集聚中心地。

第五，要素会使社会各方面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要素市场，实际上90年代就开始酝酿发展，包括郑州的粮食交易所、大连的商品交易所等，还有上海的石油交易所，以及新华社2015年在上海建立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上海两个交易所也发展多年了，但是这两个交易所目前还没有真正对中国天然气、石油的交易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力。因为中石油，中石化每年进口几亿吨原油、天然气都是在上海两个交易所场外，跟世界的交易所和市场购买，没有经过上海的两个市场。

当下世界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前四大交易场所，分别是纽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英国伦敦的交易所和德国法兰克福的交易所。而全球第5大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是2008、2009年开始创建的。十几年下来，它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五的能源天然气交易所，新加坡才400多万人。它的石油天然气自身消耗并不大，但是它却构成整个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的定价场所，具有重要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在要素市场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欠账”，还没有真正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性枢纽市场。因此，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今后十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发展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其中提出要推动中国人口交易市场，也就是我们劳动力的交易市场。

第二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

当下美国经济GDP总量当中，制造业只占11.5%。那么欧洲的制造业只占欧洲GDP的15%-16%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经济体系是脱实就虚。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美欧的这种产业结构体系的道路、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实体经济，特别是要保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制造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制造业是老百姓共同富裕的保障，也是老百姓就业的基础。制造业的产业链支撑了一个国家安全，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是一切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各种原始创新的发明如果不通过制造业转化为生产力，完全只是说发明创造的东西，在自然科学里边不断地论证，如果没有转变为生产力，也无法推动人类发展。所以，制造业也是科研创新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制造业是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大体上在2035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到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不能低于20%，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出现3个特定服务概念。

第一，当今世界的贸易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从40年前的20%多逐渐上升至70%。

第二，全世界的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40年前，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如今，我国服务贸易已经占全球贸易的35%。

第三，随着智能社会、智能技术发展，每个制造品商品，如硬件、终端看起来是一个机器结构的东西，但实际上它里边的软件服务品价值占终端构造的40%-50%。比如一个手机，看起来是个终端，但它里边包含的智商含量、服务业的价值和软件的价值占整个手机价格的50%左右。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等也是如此。

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互相叠加。各种硬件产品里面又镶嵌了各种服务，最终，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占GDP的15%左右。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里25%是制造业、35%是工业，50%是和制造业相关。然后剩下的50%GDP，包括农业可能五六个百分点、房地产可能五六个百分点、金融业也可能五六个百分点、贸易零售也六七个百分点、各种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等构成了50%，这样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就可以体现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

任何一个社会科技创新包含着三方面：

第一，0-1的原始创新、基础创新；

第二，1-100，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生产力；

第三，100-100万，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形成独角兽、新兴产业体系。

这三部分缺一不成。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发展，整个国家高度重视科研创新，研发费从1990年占GDP的0.2%，经过这几十年，到现在已经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2.4%，比重上升了10倍。

同时，我国的GDP总量已经从1990年GDP的3万亿元，现在变成了110万亿元，涨了30多倍。研发费这个30来年增加了300多倍。现在中国的研发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科学技术进步、研发费大幅上升应该说是一个重大成就，也取得许多科研成果。

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科创体系和现状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有3个缺点：

第一个环节：0-1的原始创新开发。

在这一方面，我国研发费只占全部研发费的5%-6%。2000年我国研发费大约5%，去年达到6%左右。那么世界发达国家，G20国家用于基础开发，0-1的原始创新开发占20%，我国只占5%-6%。所以，我国研发费对于重大科技攻关的项目不够集中。

中国式现代化就要让这一块短板补上去，我认为，到2025年核心环节和高级环节的研发费占整个中国研发总量可能达到10%，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15%、2035年达到20%，也就是达到现在G20国家发达国家研发费投入的比重。

第二个环节就是1-100转化创新的环节。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目标。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生产力体系、科研创新体系的转化率始终不那么高？

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产生具体的效益。我们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制度，谁把专利权转化了，谁也拥有专利权。

美国有一个法律，叫《拜杜法案》。上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该法案就规定，只要在美国，任何创新发明产生了成果，1/3的效益归投资者，1/3的效益归发明者，还有1/3的效益归转化者，如果转化者就是发明者自己干的，那么这2/3归这个发明人。

我国转化率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少了《拜杜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能搞了很多很多的孵化器、科创中心、科技园区，都希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然后找了很多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到孵化器来研究转化的问题。但杀鸡用了牛刀，缺少真正地能转化的体系，所以要补上《拜杜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把科学成果70%产权都归之于发明人。实际上你把30%给发明了，还有30%给转化的。那么最终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蔚然成风，形成趋势，最终整个社会投资者，发明人和转化人共同收益。

第三个环节，已经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怎么样大规模投资，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力，形成独角兽。

这个需要科创板之类的资本市场，需要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各类私募基金、风投基金、ABC轮不同阶段的投资等。近年来，我国推出科创板，各种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已经形成接力棒，开始往这个方向运转。

相信今后十几年，中国在0-1的投入比重上，会赶上欧美G20国家的20%的比例；相信在今后十几年中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上，也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每年30%的成果，甚至40%-50%的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相信我们的科创板和私募基金、产业基金能在资本市场上挖掘出更多的独角兽，使得我们形成完善的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

现在中国的城市群主要在沿海，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以及沿海的几十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最近10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不仅是修了一条中欧铁路等，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工业文明以来，“海洋经济带”独打天下的局面。“一带一路”改变了海洋经济、海洋贸易的单极文化，形成了海港陆港双管齐下的一个贸易体系。

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体系下，可以说，沿海的三大城市群会继续受益于海洋经济、海港经济、海权文化、海权贸易影响，继续发展；但是内陆的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以及西南方位的云南昆明、大理，还有南宁、贵阳，他们将得益于陆港经济、陆权贸易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陆港贸易的发展而被带动起来。

那么这个陆港经济最终会影响世界贸易多大的量？或者说对中国贸易有多大影响？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是6万多亿美元，其中20%也就1万多亿美元由航空运输带来。其他近5万亿美元由海权贸易构成，因为陆权贸易还很少。但自从有了中欧铁路，西向、北向的3个出口，截至去年，已经有15000个班列，一个班列100个集装箱、100个车皮，加在一起就是150万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就是10万美元。中欧铁路去年运输贸易量是1500亿美元，占整个中欧贸易6000多亿美元的1/4。再过10年，这些铁路贸易如果再翻一番，中欧贸易可能是3000亿美元。10年以后，也许是八九千亿美元，陆权贸易3000多亿美元，海权也是3000多亿美元，还有大概2000多亿美元是航空贸易。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在发展南下通道。南下通道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从重庆到广西，铁海联运到新加坡。还有一个就是南亚铁路，有三条：一条是通过越南，一条是通过老挝，一条到缅甸。这3条铁路中，越南铁路2014年已经修好，到老挝的铁路现在修了一半。这3条铁路，理论上每条铁路在运输状态下，可能一年至少有1万箱，3条铁路就是3万箱，大体上3000亿美元的贸易量。

“一带一路”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从300多年前的海洋文明转化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双向发展的探试，沿海的海港城市群继续保持原有发展模式、内陆的陆港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构架。

第五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

中国的农村发展要解决好两件事：一是城乡差距，二是东西部差距。

在西部，要通过科学技术生产力，中国这二十年西部大开发，本质上运用了五“大”工程。

一，西部大开发项目，一定是大资本投资，少则几十亿元，多则几百亿元，几千亿元；

二，既然是大资本，那就有大企业集团，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国家级大集团在运转；

三，这种大资本、大企业运作，是高科技现代技术；

四，覆盖大市场；

五，一定是大系统工程配套。

在西部如果搞农业，可能更多是比照以色列的大棚。一个大棚每亩地投入30万元，每亩地产出每年达5万元，比较稳定。我们沿海投入小，每年产出也就是1000元左右，经济作物2000-3000元，它可以有20倍产出，所以最终这个大棚菜，如果你种它1万亩，可能是要投入30亿元，五六年收回投资，然后再持续地运转。这种项目符合人少地多的特点，又是戈壁滩，又是干旱。没有水长不出庄稼，但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搞大棚、滴灌。

还有太阳能，目前，青海规划了一处700平方公里的太阳能基地。有4000万千瓦的装机，一年1500小时，几毛钱一度电，可提高青海GDP。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西北5省有16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只要4万平方公里覆盖太阳能，就可以一年产生8万亿度电。中国现在14亿千瓦装机的火电站，两毛钱一度，8万亿度电就有16100亿元。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所以完全有可能按照5大工程的概念去干，人均GDP有可能会超过东部，就像阿拉伯地区，全是沙漠但有石油，阿拉伯人均GDP的富裕程度是超过欧美、西方的。

另一方面，我国东南地区乡镇也比西北要好得多，城乡差距也比较低。曾经八九十年代农民搞乡镇企业，觉得乡镇企业是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差散小。后来，乡镇企业在新世纪以来几乎都关了。八九十年代，各个地区在经委下边都有一个乡镇企业局，现在我可以说31个省区市乡镇企业局都没了。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就不能搞农业以外的工业、服务业呢？

浙江人给了我们一个共同富裕的启示。你到浙江县以下村社、乡镇、基层去看，就会发现浙江几乎每一个村里边，如果有300户居民，这300户农户里边可能有270户有自己一栋楼，一楼是个小的作坊式的加工厂，二楼是主人卧房，三楼是小孩住的，4楼以上就是有外来的民工住。

我们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五六十万的农民，他不是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城市里打工，而是在浙江的农村、农户家里打工，同样是在干工业的事，但是他住在农民家里，一户雇3-5名外地民工，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发展自己第一产业的产品。

怎么解决销售问题？你现在到浙江的农村里边。可以看到几十、几百、几千、几万户农户家里大哥坐在一个房间里进行直播带货，他只带家里做的产品，在镜头里面对着全国各地推销。一有订单，便下达到作坊生产。

怎么运出去？浙江现在每个村都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村村通。一个电话，城里边的物流公司和快递就来把货带走，两天就能运到全国各地。

原材料采购，也是通过快递，所以互联网与农业结合，变成了农村的“1+2+3”。即，农产品是第一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出来的产品销售销售是第三产业。

这就是农村的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让农业整个发展转化为既有农业、工业，又有服务业，但这个采加销要因地制宜，不是让农民在农村里面去搞城市的工业，也不是去搞城市的百业千行的服务业，就搞采加销一体化。

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就该是“1+2+3”的，这种因地制宜的分类发展的模式，附加值更高，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不会破坏农村的山山水水，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变成资源消耗地。

第六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双循环”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开放不会收窄，今后的开放是更宽领域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在今后会出现五个新特征。

第一，过去几十年，我们重点鼓励出口，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出口贸易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努力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后，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不追求过多的顺差。

第二，地区开放将从沿海开放为主、沿海开放先行，再从沿海梯度转移到中部、西部，转变为东西南北中同步开发。现在全国21个省区市有自贸试验区，中部有8个，东部有7个，西部有6个，把海南岛算在东部就有8个，比较均衡的分布。

第三，中国过去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外合资开放的比较多，现在的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一起开放。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服务贸易还有教育、卫生、文化、数字经济全方位同步地都在开放，然后开放的负面清单大大减少。负面清单减得越少，开发度就越高。

第四，中国的开放从过去资金量、贸易量、流量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规制的开放。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WTO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要求，使得我们国家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第五，中国的开放从过去被动式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的各种制度规则的体系，然后用国际的制度规则倒逼我们国内的改革，转变为除了继续融入世界各种规则体系之外，我们还积极地推动世界规则制度的改革改制。比如，在“一带一路”上，我们实际上倡导了一个重要的改制，就是把300年来世界海港经济、海权文明所形成的制度规则，转变为海权文明和陆权文明、海港经济和陆港经济双管其下的一个世界贸易制度体系，这十分重要。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带一路”不简单地是说跟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投资等各种各样紧密的资源互补的、合作的关系。它本质上是改变300年来欧美主导的海权文明世界，把它变回到陆权文明再加上海权文明，双管齐下。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6个体系，它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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